据了解,复市后的北京新发地市场采取了取消零售功能、分区管理、“卖方注册制,买方会员制”等一系列举措进行转型升级。北京新发地经过疫情的洗礼如何复现2个月前的繁荣?离开的商户们能否重回?不仅是考验市场管理者经营智慧的难题,也是摆在商户们面前的一道艰难的选择题。
市场和政策趋势达成共识,高碑店新发地优势凸显
早上7点,记者实地走访了位于河北省保定市的高碑店新发地,园区里驳满了来自全国的物流车。位于永昌路南侧得理货区的采购物流车,几乎全面覆盖了东北、内蒙古、山东、甘肃、山西、河北各市以及北京和天津两地。在园区进口果交易区,一辆辆十几米长的大冷柜车整齐排列,百分之八十的货柜都已经销售了一大半,短驳车来来往往,很是热闹。此外特菜交易区、大陆果、蔬菜交易区也是一片繁忙。
在6月份,北京部分农批市场暂时关停后,很多商户从北京市场转移到高碑店新发地。按照国家发改委统一部署,疫情期间高碑店新发地作为进京果蔬中转调运站,肩负着保供北京的重任。如今,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高碑店新发地作为一级批发市场,一直承担着北方农产品大中转、大集散功能。
记者在商户访谈中了解到,很多从北京搬到高碑店新发地的商户都步入了稳定运营期,市场内的果蔬品种齐全,与经销商“鱼水情深”的采购商们,大润发、物美、华冠、般果、京客隆、每日优鲜、哈喽生鲜等北方连锁商超、农批市场、生鲜电商采购、集配中心也都来到了高碑店驻场采购。
得知北京新发地复市的消息,2个月前从北京搬到高碑店新发地的商户中,一部分商户表示认定了高碑店的优势,计划将业务全部转移到高碑店新发地经营;另一部分商户则表示正在考虑北京、高碑店两地经营。
经营进口果的樊建成已经将自己的业务全部转移到了高碑店新发地。他表示:“在高碑店,租金便宜,运营成本较低,以前一个季度4万元在北京只能租60平的库房,在高碑店一个季度4万元可以租650平的库房。”
除了高碑店成本低,樊建成还预测,从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城市环境等一系列政策看,北京市场的经营面积正在缩减,再加上黑庄户等市场陆续开业,未来北京的农批市场的功能很可能变成只保供北京消费市场。“般果这类的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采购平台都从北京转移到了高碑店。这就是行业大趋势的一个体现。”
此外,樊建成还表示,高碑店的下游市场很稳定,而且更方便。“我们客户大多数来自东三省、内蒙古、山西,在高碑店运输非常方便。原来一说北京,大车都不愿意去,只能晚上12点到早上6点才能进去,并且搞不好就扣分。”樊建成补充到。
为求商户回归,北京市场新政引商户质疑
与樊建成这类坚定转移到高碑店的商户不同,那些打算两地经营的商户最近却陷入两难。
近日,为了尽快恢复市场繁荣,北京新发地采取了其他的一些措施。据商户赵川文透露,在8月下旬,北京新发地原来区域负责人通过电话以及会议邀约,要求商户们签订补充协议、法律约定书(承诺书)。条款里对商户的库房容量、商户本人盯销售的时间等具体运营内容做了严格约定,并且条约里约定“如果本人未按照以上承诺内容落实自己的义务,未兑现以上的承诺内容,视为本人对《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配套库房租赁协议书》和贵市场的根本性违约,自愿无条件提前终止并解除贵市场与本人库房的《租赁协议》,本人已交押金、保证金、租金、招标费等所有费用全部作为违约金由贵市场扣除。”
对于这些条约,很多商户都表示难以接受。本报记者就此采访到了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杜文莎律师。杜文莎律师表示,依据法律规定,签署合同双方的法律地位应平等,任何一方不得违背另一方的意志将已方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如签署合同过程存在胁迫或其他违背一方意志的情形,商户可以拒绝签署。如商户签署合同,但有足够证据证明签署一方在签署合同过程中存在胁迫或显失公平的情形且最终被法院认定,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该合同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商户可向人民法院起诉撤销合同。
赵川文表示,自己并没有回到原来市场,也没有签订协议,并向记者出示了2019年7月份签订的《择位确认书》。
“我是6月底从北京转移到高碑店,在市场里做进口水果生意,主要经营品类是榴莲,外省市的二级批发市场客户比较多,在高碑店无论是交通还是经营成本上都有很大的优势,”赵川文介绍,“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大趋势,如今这边的市场已经成型,不是个人行为,是市场行为。”
除了这些签订的条款,以翠鲜缘刘宝平名义发布在商户群里的一条信息也在商户间广泛传播。该信息中的第二条明确指出,自复市8月16日至12月31日,翠鲜缘市场为在场内经营的商户提供免租期。不能开门经营的商户从8月16日开始按照合同正常履行计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计划选择高碑店新发地的商户和计划两地经营的商户,还有一部分商户处在观望状态。在他们看来,市场里的经销商肩负着百姓“菜篮子”的重任,市场趋势、营商环境、行业未来,对于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但最终影响他们决策的还是市场。